千年之变：乌蒙山深处消失的“贫困印记”｜电讯特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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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riginal 蒋作平、潘德鑫新华每日电讯 2021-03-0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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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山无言，脱贫有声。5年来，保华镇的贫困发生率，从2014年的28.47%降为2019年底的1.33%，并成功通过脱贫攻坚考核验收。

首发：“新华每日电讯”调查周刊

本报记者：蒋作平、潘德鑫

编辑：刘梦妮

前山连后山，远山连近山，看不到边的还是山——这就是云贵高原的乌蒙山区。大山深处的保华镇，是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最僻远的乡镇，也是脱贫攻坚最难的“硬骨头”之一。

大山无言，脱贫有声。5年来，保华镇的贫困发生率，从2014年的28.47%降为2019年底的1.33%，并成功通过脱贫攻坚考核验收。

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近日走村串户，从一个个消失的“贫困印记”中，感受到了震撼人心的千年之变。

七座“花房”拆掉了

2018年5月，村干部拆除一处“花房”

贫困与愚昧是一对孪生兄弟。扶贫干部2017年走访时发现，当地居然还保留着“花房”旧习。

因办事公道、为人热情，黄明举在奢旮村苗族群众中有较高威望，是当地的“小苗王”。据他介绍，过去，当地一些小花苗寨子旁，有一种似棚非棚、似房非房的“建筑”，有的用土石垒成，有的用藤条树枝编成，有的是土墙茅草搭成。这些“建筑”就是“花房”，原本是苗族妇女农闲时聚集在一起，进行雕花、刺绣、织布等传统技艺传习的场所。

“但‘花房’后来变味儿了，成了‘姑娘棚’。”黄明举坦言，过去人多房少，再加上重男轻女思想，苗家女孩到了十二三岁只能到“花房”睡觉，一二十人睡一个大通铺。后来一些远村近寨的苗家小伙也来串花房，甚至留宿，“花房”成了谈情说爱的场所。

对于这样的“花房”，黄明举是反对的，在他看来，“花房”拉低了苗族后生的文化水平。

在奢旮小学从教36年的苗族教师杨发文，对“花房”也是“深恶痛绝”。2010年以前，村里的苗族女孩很少有上初中的。她们十二三岁就开始在“花房”谈情说爱、谈婚论嫁，有些女孩不到15岁就结婚生子，没有机会再读书了。

“没有文化，永远走不出贫困的‘怪圈’，‘花房’延续甚至加速了贫困的代际传递。”杨发文认为，闭塞、贫穷、住房条件恶劣是“花房”异化的现实基础。在很多人看来，“有女早嫁”，家里能少一张嘴吃饭，还可得一份彩礼。

伴随“花房”而来的，是落后的婚恋观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早婚早育超生等社会问题。

为了破除“花房”旧习，2006年以来，杨发文、黄明举曾多次尝试拆除“花房”，但收效甚微。寨里很多老人反对：“拆了‘花房’，女娃儿住哪儿”“‘花房’是祖宗留下的传统，不能丢”“大家筹工筹劳建的，你们凭啥拆”……

10多年间，当地的“花房”是拆了又建，屡禁不止。2017年摸排时，奢旮村仍有“花房”7栋，是这一带最多的村。

“花房”无疑是另一个贫困印记，保华镇党委政府下决心拆除。易地扶贫搬迁、危房改造，拆除多少旧房、危房都不难，但想拆除“花房”却很不容易。

干部只能一次次开院坝会，讲生理卫生知识，讲婚姻法，讲移风易俗，终于，全村人开会表决同意了拆除，传统陋习被彻底破除。

“陋习要摒弃，优秀文化也要传承。”黄长华告诉记者，在拆除“花房”的同时，保华镇还投入了100多万元，把奢旮小学旧址改造成了一个民族手工艺加工厂，主营苗族的蜡染、刺绣、芦笙加工，既可传承发扬苗族优秀传统文化，还解决了30多人就业。

“没有这些年的脱贫攻坚，‘花房’很难彻底消除。”在杨发文看来，“花房”之所以能拆除，耐心细致的群众工作是一方面，更重要的是，近年来，教育扶贫、控辍保学及农村危房改造等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，村民的教育观念、婚恋观念进步了，住房条件也得到明显改善，“‘花房’赖以生存的基础正在削弱、消失”。

随着精准扶贫的全方位推进，群众思想观念正在发生巨变。走进乌蒙山区深处，到处都能看到好路、好房、好产业、好日子，更能感受到群众“我要脱贫”的内生动力和自强精神。

奢旮村八组32岁的马科明，打工返乡后靠养猪成为脱贫致富的带头人。今年他还租地48亩种烤烟增收，并准备把一些条件相对差的地块利用起来种魔芋。

“把能用的地都用起来，政府扶贫是不漏一个人，我做产业，也要不漏一块地。”马科明信心十足地告诉记者。

他爱人陈艳琴今年27岁，在10个兄弟姊妹中排行老大，现在是两个孩子的母亲。当问及还生不生时，夫妻二人态度很明确：“不会再生了，要对现有的两个娃娃负好责，要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。”

“以水代礼”成往事

杨文发在家门口取自来水。本报记者潘德鑫摄

“过去哪家有红白喜事、接亲嫁女，寨里每户都要提前送一桶水去，既是送礼也是‘凑水’。”在保华镇奢旮村，39岁的黄明举回忆说，“一次至少得凑够50桶，还要省着用”。

后来通毛路了，“就找农用车去10多公里外的山下拉水，一车水也就四五吨，要500元至1000元，算下来一两百元一吨。路太烂，没有司机愿意拉，农用车跑几个月就得换一回轮胎。”黄明举告诉记者。他感叹道：“那时真是又穷又脏，没有水，所以卫生差。”

村支书张建兴也证实：“过去很多家的餐桌几年没有洗过，大家脸上头上也都油油的。家里水不够吃，有些人就到山上，找一种名叫‘火棘果’的红色小野果，薅一把嚼下去充饥又解渴。”

“罩子乌乌二道坪，男到三十无女人。挑水当作赶水城（原县城），水桶扁担吓死人。”和奢旮村一样，保华镇海拔近2100米的二道坪村，也是贵州省深度贫困村，也曾面临吃水难。每次挑水感觉像去县城一样远，家家户户门口都摆满了各种规格的水桶和扁担，有成年人用的大木桶，也有小孩背水的小胶桶。因为缺水省水，二道坪人还被外界打上了“只洗脸不洗脚”的标签。

“现在自来水可以敞开用，一个月水费也就十来块，以前想都不敢想。”今年46岁的二道坪村民毛碧，至今还记得10年前盖新房时，光从山下买水就花了6000多元，因为帮忙的人多吃水多，和水泥也需要水。水从外面拉进来，就存入地膜打底的土池里。有一次毛碧早上起床发现地膜破了，头天储存的水都渗进了土里，心疼得掉了眼泪。

对刚刚脱贫的奢旮村九组51岁的肖荣军来说，通水通路是他感受到的最大变化。“我从小就背水，背了几十年。过去背两桶水要大半天，天天都要背，因为除了人，猪牛鸡鸭都要喝水。一头牛一天就要喝100多斤水。”

“满山遍野找水，哪怕牛蹄印里的水也不放过。”黄明举回忆，以前为了取水，下半夜鸡一叫，就要带上水瓢和桶上山寻水，去晚了就不一定有了。碰到小水洼就把水舀到桶里，一般要找到10多个小水洼，才能蓄满一桶水。

“一般下半夜出发，中午才能回家。背回的水浑浊，还需要放在水缸里沉淀好几个小时才能用。”黄明举说。

镇长李勇回忆：“刚修水利时，我们说政府出钱，但今后会收水费，没想到群众说10元一吨都行。他们太渴望自来水了。”

贫困是个“综合征”，水、电、路、住房、教育、医疗、无线网络，每一项都是脱贫拦路虎。李勇说：“精准扶贫进入最后收官之战，所有短板都要补。”

“补短板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就拿水来说，奢旮村是高山溶洞区，三面悬崖，一面陡坡，留不住水，无法修水渠水塘。村后的山坡缓些，但山上有小煤层，含硫量高，地表水也不能饮用。最后只有从10多公里外的山下水库取水，经二级提灌上山，从海拔1530米提到2100米，再输到各家各户。”镇党委书记黄长华告诉记者。

2016年以来，保华镇投入近6300万元实施饮水安全工程建设，累计安装输水管网680余公里，通过集中供水方式解决了8750余户的安全饮水问题，结束了奢旮、二道坪等村寨人背马驮、望天吃水的历史。

“没人浪费水，也没人欠水费。”黄明举成了奢旮村第一位“管水员”，负责水管维护和收水费。他说，尽管用水不愁了，但大家还是很“节省”，自来水用来煮饭烧菜，房盖水留下来拖地、洗衣、饮牛。

老人与狗搬新家

黄德贵在新房整理衣柜。本报记者潘德鑫摄

保华镇奢旮村二组52岁的黄德贵，一个人在深山里生活了几十年，与孤独和寂寞相伴到老，没有人知道他是怎样熬过来的。

三年前，扶贫干部“精准识别”到他时，他已经有语言障碍了，在生人面前不会说话。集镇哪天赶集也记不清了，想起就走两三个小时下山，去了集会都散了，又摸黑翻山越岭回家。

从黄长华2017年拍下的一组照片看，黄德贵过去住的是土墙房，破败不堪不能遮风挡雨，屋顶上的茅草已经发霉变黑。照片上的黄德贵，表情茫然。

“当时他家只有3只鸡，一条狗，50斤玉米，一对石磨，一个小水缸。一面墙垮了一半，是用玉米秆和柴草挡住的，室内乱得插不进脚。因长期与世隔绝，见到生人都胆怯，还不会说汉话。”驻村第一书记邓招贵回忆。

“他是我幺叔，一直住在几公里外的山那边。爷爷奶奶去世后，我们都搬出来了，他一个人留在了那里。我们放牛到那边时也去看看他。”在村委会旁边黄德贵的新家中，黄明举回忆。

黄明举曾多次动员黄德贵搬下来，“他有时说山上凉快，有时说山上养鸡方便，有时说一个人习惯了，就是不搬”。

黄明举告诉记者，“有一次我说山下好得很，有电有路灯，晚上亮得很。他说不用麻烦了，到街上买个电筒，拿到你家充个电，也可以走夜路，还能用一个星期。”穷到极致的黄德贵很倔，拒绝的理由也挺有面子。

后来，政府给黄德贵修了新房，还配了衣物、家具和电器。记者看到，新房中一切都是新的，除了一个木梯、一只水桶，还有那条黑花狗。